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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自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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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一位92岁的老人和他68岁的儿子,为抗拒暴力拆迁,双双自焚,一死一伤。这位年过古稀的农民,一生经历无数炮火灾难,都能逢凶化吉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今因为抵抗非法拆迁而自焚的他,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的儿子和唐福珍一样不幸,在自焚时死了,而他侥幸活了下来。然而,他们悲壮的行动,并没有挡住拆迁的步伐,拆迁者连暂停一下的意思都没有。此前成都唐福珍的自焚也是如此,一个自焚者生命的挽歌,只是换来了拆迁后的一片高楼大厦和一个暴力抗法的罪名,这些事件的共性就是实际上都给拆迁扫清了障碍。

由此,我不由想起对强拆以死抗争的残疾人翁彪,翁彪是个残疾人,虽是残疾人,但也是本本分分地自食其力。不幸的是他家住在闹市区,住闹市区对他来讲本来是好事,闹市区人多,他才能靠自己还能动的双手养家糊口,支付小孩子上学的费用。但住闹市区又给他带来了不幸,不但带来了不幸,还引来了杀身之祸。原因就在于政府要改造他所住的这片闹市区,要把这片闹市区打造成城市名片。在那个全市最好的地段,开发商给拆迁户的钱少得可怜,他家20多平米只能拿到8.5万,在房价飞涨的南京,他家拿着这点钱根本别想买到一套住房,他全家人将无处可住。原来房子虽破,毕竟还能为全家老小避风寒。为此,他一遍遍地去找拆迁办,央求能不能多给1.5万元拆迁款,或者给65平米的经济适用房,拆迁办的人正眼也不看这个可怜的残疾人,让他别做梦了。到后来越逼越紧,不断骚扰,砸玻璃,在门口堆碎砖烂瓦,停水停电,哪怕在火城南京温度已达近40度的时候,也没有再供电。这种折磨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周围人都抗不住了,他仍然坚持着,因为他要考虑一家人的住处和生计。他一个可怜的残疾人,把所受的屈侮咽到肚子里,仍然一趟趟地去找拆迁办协商。他还没有绝望,他不知道,拆迁办已经决定动手了。据他的妻子说,就在他们已经开始动摇,商讨搬迁的时候,打手们居然就上门了,动手把他妻子和父亲往外拖。一会功夫,房屋被夷为平地,很多东西被压在废墟下。无权无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残疾人翁彪当时正外出为家人买中饭,回来看到此情此景完全绝望了,他大叫一声后冲到拆迁办,点燃自己,以死抗争。15天的抢救没能挽回39岁的生命。翁彪以自己残疾的生命和疯狂的、与民众争利的非法拆迁抗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断有类似案件被披露出来,但是似乎人们对这样惨烈的行为已经麻木了。现在谁也不愿意知道在一排排的冷冰冰的新楼房下面掩埋了多少被拆迁人的血和泪乃至生命?统计部门能否统计一下在近年来与民争利的开发建设中有多少被拆迁人以死抗争?多少被拆迁人因强拆气死?多少被拆迁人为此而身患重病?多少被拆迁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人选择了自焚这种最惨烈抗争方式,选择这种武器,无非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从而给强拆者以某种压力。然而拆迁的脚步,并没有因有人自焚,而哪怕暂时停止。强拆者敢于如此蔑视民众的生命,不怕背上恶名,至少在表面上,他们跟以往的作恶者不同,他们这样做有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无论是公共工程,还是商业开发的拆迁,都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因为即使后者,卖地的钱也可以说是为了城市日后的公共建设。所以,即使抗争者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死了,也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在公共利益的大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轻而易举地被消散。最新的《南方周末》刊发了记者对钟昌林的采访,这位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的城管局长表示,“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而且“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在唐福珍死后几个月,执法者钟昌林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辩解,并且给死者来一个缺席审判,为她强加一顶“法盲”的荆冠,私毫不谈那个高于《物权法》的拆迁条例是否有效,不谈在这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悲剧中,自己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言必称“公共利益”的执法者,似乎要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一个圣徒。在公共利益的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被消散。其实,即使真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面对这样的惨死都可以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也是可疑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现在这样的强行拆迁还在一些地区深入发展。有的城市边缘非常肥沃的农田只给农民万把元一亩,就这点点钱农民还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经层层克扣,所剩无几;大片良田被跑马圈地建大学城,或搞开发区,有的地方则假借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占农民的宅基地、农田,盖一排排根本不适合农民居住的公寓楼。农民住进去后不用抽水马桶仍用老式马桶,不用液化气灶,仍用土灶,他们消费不起这样的公寓。他们的口头“除了放屁不要钱,什么都要钱,谁住得起?”这种建设之风正向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漫延,开发商总能找到他们活动的舞台,也总能找到早就急猴猴地流着口水要借房地产谋利的地方官员。而这些地方官员又以严格执法的名义中饱私囊,所谓的“严格执法”同样出于一己之私,都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以保护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背后最真实的合谋是:一方面执法者隐藏了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视体制内利益优先于被执法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借“公共利益”之名,为自己的过失敷衍塞责,换取良心安宁——如果还有的话。
现在,如果面对拆迁自焚这样的惨死都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几乎等于是对某些民众的虐杀。无视这种虐杀的公共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放任下去,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怎样看今天的我们?
张兴奎于北京市盛廷律师所
2010/4/1710连云港一位92岁的老人和他68岁的儿子,为抗拒暴力拆迁,双双自焚,一死一伤。这位年过古稀的农民,一生经历无数炮火灾难,都能逢凶化吉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今因为抵抗非法拆迁而自焚的他,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的儿子和唐福珍一样不幸,在自焚时死了,而他侥幸活了下来。然而,他们悲壮的行动,并没有挡住拆迁的步伐,拆迁者连暂停一下的意思都没有。此前成都唐福珍的自焚也是如此,一个自焚者生命的挽歌,只是换来了拆迁后的一片高楼大厦和一个暴力抗法的罪名,这些事件的共性就是实际上都给拆迁扫清了障碍。
由此,我不由想起对强拆以死抗争的残疾人翁彪,翁彪是个残疾人,虽是残疾人,但也是本本分分地自食其力。不幸的是他家住在闹市区,住闹市区对他来讲本来是好事,闹市区人多,他才能靠自己还能动的双手养家糊口,支付小孩子上学的费用。但住闹市区又给他带来了不幸,不但带来了不幸,还引来了杀身之祸。原因就在于政府要改造他所住的这片闹市区,要把这片闹市区打造成城市名片。在那个全市最好的地段,开发商给拆迁户的钱少得可怜,他家20多平米只能拿到8.5万,在房价飞涨的南京,他家拿着这点钱根本别想买到一套住房,他全家人将无处可住。原来房子虽破,毕竟还能为全家老小避风寒。为此,他一遍遍地去找拆迁办,央求能不能多给1.5万元拆迁款,或者给65平米的经济适用房,拆迁办的人正眼也不看这个可怜的残疾人,让他别做梦了。到后来越逼越紧,不断骚扰,砸玻璃,在门口堆碎砖烂瓦,停水停电,哪怕在火城南京温度已达近40度的时候,也没有再供电。这种折磨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周围人都抗不住了,他仍然坚持着,因为他要考虑一家人的住处和生计。他一个可怜的残疾人,把所受的屈侮咽到肚子里,仍然一趟趟地去找拆迁办协商。他还没有绝望,他不知道,拆迁办已经决定动手了。据他的妻子说,就在他们已经开始动摇,商讨搬迁的时候,打手们居然就上门了,动手把他妻子和父亲往外拖。一会功夫,房屋被夷为平地,很多东西被压在废墟下。无权无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残疾人翁彪当时正外出为家人买中饭,回来看到此情此景完全绝望了,他大叫一声后冲到拆迁办,点燃自己,以死抗争。15天的抢救没能挽回39岁的生命。翁彪以自己残疾的生命和疯狂的、与民众争利的非法拆迁抗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断有类似案件被披露出来,但是似乎人们对这样惨烈的行为已经麻木了。现在谁也不愿意知道在一排排的冷冰冰的新楼房下面掩埋了多少被拆迁人的血和泪乃至生命?统计部门能否统计一下在近年来与民争利的开发建设中有多少被拆迁人以死抗争?多少被拆迁人因强拆气死?多少被拆迁人为此而身患重病?多少被拆迁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人选择了自焚这种最惨烈抗争方式,选择这种武器,无非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从而给强拆者以某种压力。然而拆迁的脚步,并没有因有人自焚,而哪怕暂时停止。强拆者敢于如此蔑视民众的生命,不怕背上恶名,至少在表面上,他们跟以往的作恶者不同,他们这样做有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无论是公共工程,还是商业开发的拆迁,都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因为即使后者,卖地的钱也可以说是为了城市日后的公共建设。所以,即使抗争者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死了,也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在公共利益的大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轻而易举地被消散。最新的《南方周末》刊发了记者对钟昌林的采访,这位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的城管局长表示,“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而且“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在唐福珍死后几个月,执法者钟昌林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辩解,并且给死者来一个缺席审判,为她强加一顶“法盲”的荆冠,私毫不谈那个高于《物权法》的拆迁条例是否有效,不谈在这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悲剧中,自己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言必称“公共利益”的执法者,似乎要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一个圣徒。在公共利益的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被消散。其实,即使真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面对这样的惨死都可以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也是可疑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现在这样的强行拆迁还在一些地区深入发展。有的城市边缘非常肥沃的农田只给农民万把元一亩,就这点点钱农民还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经层层克扣,所剩无几;大片良田被跑马圈地建大学城,或搞开发区,有的地方则假借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占农民的宅基地、农田,盖一排排根本不适合农民居住的公寓楼。农民住进去后不用抽水马桶仍用老式马桶,不用液化气灶,仍用土灶,他们消费不起这样的公寓。他们的口头“除了放屁不要钱,什么都要钱,谁住得起?”这种建设之风正向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漫延,开发商总能找到他们活动的舞台,也总能找到早就急猴猴地流着口水要借房地产谋利的地方官员。而这些地方官员又以严格执法的名义中饱私囊,所谓的“严格执法”同样出于一己之私,都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以保护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背后最真实的合谋是:一方面执法者隐藏了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视体制内利益优先于被执法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借“公共利益”之名,为自己的过失敷衍塞责,换取良心安宁——如果还有的话。
现在,如果面对拆迁自焚这样的惨死都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几乎等于是对某些民众的虐杀。无视这种虐杀的公共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放任下去,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怎样看今天的我们?
张兴奎于北京市盛廷律师所
2010/4/1710连云港一位92岁的老人和他68岁的儿子,为抗拒暴力拆迁,双双自焚,一死一伤。这位年过古稀的农民,一生经历无数炮火灾难,都能逢凶化吉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今因为抵抗非法拆迁而自焚的他,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的儿子和唐福珍一样不幸,在自焚时死了,而他侥幸活了下来。然而,他们悲壮的行动,并没有挡住拆迁的步伐,拆迁者连暂停一下的意思都没有。此前成都唐福珍的自焚也是如此,一个自焚者生命的挽歌,只是换来了拆迁后的一片高楼大厦和一个暴力抗法的罪名,这些事件的共性就是实际上都给拆迁扫清了障碍。
由此,我不由想起对强拆以死抗争的残疾人翁彪,翁彪是个残疾人,虽是残疾人,但也是本本分分地自食其力。不幸的是他家住在闹市区,住闹市区对他来讲本来是好事,闹市区人多,他才能靠自己还能动的双手养家糊口,支付小孩子上学的费用。但住闹市区又给他带来了不幸,不但带来了不幸,还引来了杀身之祸。原因就在于政府要改造他所住的这片闹市区,要把这片闹市区打造成城市名片。在那个全市最好的地段,开发商给拆迁户的钱少得可怜,他家20多平米只能拿到8.5万,在房价飞涨的南京,他家拿着这点钱根本别想买到一套住房,他全家人将无处可住。原来房子虽破,毕竟还能为全家老小避风寒。为此,他一遍遍地去找拆迁办,央求能不能多给1.5万元拆迁款,或者给65平米的经济适用房,拆迁办的人正眼也不看这个可怜的残疾人,让他别做梦了。到后来越逼越紧,不断骚扰,砸玻璃,在门口堆碎砖烂瓦,停水停电,哪怕在火城南京温度已达近40度的时候,也没有再供电。这种折磨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周围人都抗不住了,他仍然坚持着,因为他要考虑一家人的住处和生计。他一个可怜的残疾人,把所受的屈侮咽到肚子里,仍然一趟趟地去找拆迁办协商。他还没有绝望,他不知道,拆迁办已经决定动手了。据他的妻子说,就在他们已经开始动摇,商讨搬迁的时候,打手们居然就上门了,动手把他妻子和父亲往外拖。一会功夫,房屋被夷为平地,很多东西被压在废墟下。无权无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残疾人翁彪当时正外出为家人买中饭,回来看到此情此景完全绝望了,他大叫一声后冲到拆迁办,点燃自己,以死抗争。15天的抢救没能挽回39岁的生命。翁彪以自己残疾的生命和疯狂的、与民众争利的非法拆迁抗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断有类似案件被披露出来,但是似乎人们对这样惨烈的行为已经麻木了。现在谁也不愿意知道在一排排的冷冰冰的新楼房下面掩埋了多少被拆迁人的血和泪乃至生命?统计部门能否统计一下在近年来与民争利的开发建设中有多少被拆迁人以死抗争?多少被拆迁人因强拆气死?多少被拆迁人为此而身患重病?多少被拆迁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人选择了自焚这种最惨烈抗争方式,选择这种武器,无非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同情,从而给强拆者以某种压力。然而拆迁的脚步,并没有因有人自焚,而哪怕暂时停止。强拆者敢于如此蔑视民众的生命,不怕背上恶名,至少在表面上,他们跟以往的作恶者不同,他们这样做有所谓公共利益的名义。无论是公共工程,还是商业开发的拆迁,都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因为即使后者,卖地的钱也可以说是为了城市日后的公共建设。所以,即使抗争者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死了,也找不到为此负责的人。在公共利益的大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轻而易举地被消散。最新的《南方周末》刊发了记者对钟昌林的采访,这位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的城管局长表示,“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而且“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在唐福珍死后几个月,执法者钟昌林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辩解,并且给死者来一个缺席审判,为她强加一顶“法盲”的荆冠,私毫不谈那个高于《物权法》的拆迁条例是否有效,不谈在这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悲剧中,自己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言必称“公共利益”的执法者,似乎要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像一个圣徒。在公共利益的招牌下面,责任层层分解,无论人是自焚死的还是被埋了的,再大的罪恶感都可以在官僚说辞中被消散。其实,即使真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面对这样的惨死都可以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也是可疑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现在这样的强行拆迁还在一些地区深入发展。有的城市边缘非常肥沃的农田只给农民万把元一亩,就这点点钱农民还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经层层克扣,所剩无几;大片良田被跑马圈地建大学城,或搞开发区,有的地方则假借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强占农民的宅基地、农田,盖一排排根本不适合农民居住的公寓楼。农民住进去后不用抽水马桶仍用老式马桶,不用液化气灶,仍用土灶,他们消费不起这样的公寓。他们的口头“除了放屁不要钱,什么都要钱,谁住得起?”这种建设之风正向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漫延,开发商总能找到他们活动的舞台,也总能找到早就急猴猴地流着口水要借房地产谋利的地方官员。而这些地方官员又以严格执法的名义中饱私囊,所谓的“严格执法”同样出于一己之私,都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以保护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背后最真实的合谋是:一方面执法者隐藏了自己在体制内的利益,并且自觉不自觉地视体制内利益优先于被执法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借“公共利益”之名,为自己的过失敷衍塞责,换取良心安宁——如果还有的话。
现在,如果面对拆迁自焚这样的惨死都无动于衷,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几乎等于是对某些民众的虐杀。无视这种虐杀的公共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如果放任下去,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会怎样看今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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